1982年，福州。贺敏学与老战友赖少其夫妇相聚，回忆往事时，夫妻俩称贺敏学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贺敏学谦虚地表示：“真正该感谢的是你们，那些年，你们也为我们忍受了许多苦楚。”这背后却是一段艰辛的故事。当年，赖少其为贺子珍说公道话，结果遭到误解和处罚，夫妻的生活和工作也因此受到长期影响。

1952年，赖少其夫妇调往上海，两家的距离很近，交往逐渐频繁。贺敏学常常造访赖家，赖少其则亲自为其下厨；另一个方向，赖少其到贺家时也显得十分随意。这样的友情并非简单的寒暄，贺敏学了解赖少其的性格，知道他直言不讳，容易对不公之事产生反应。后来，贺敏学将贺子珍的女儿介绍给赖少其，希望他能教她画画和音乐。相处久了，赖少其与贺子珍母女之间愈发熟悉。

当贺敏学要离开上海前往西安时，特意拜托赖少其照看贺子珍和孩子，这份托付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信任。1956年7月，赖少其因病住院，与正在同一医院休养的贺子珍偶遇。贺子珍谈及自己的境遇，表达了长期被压抑的感受，尽管身体需要休养，她仍渴望回家探望。

赖少其听后感到不安，他认为贺子珍身为革命功臣，不该被忽视。因此，他给上海市委写信，建议让贺子珍参加市党代表大会，声称她应享有适当的政治生活。然而，这封出于关心的信迅速演变为政治问题，最终导致赖少其受到严厉批评。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到情况后，私下询问赖少其：“这与你何干？为何要写信？”赖少其回答以贺敏学的托付为由，虽然陈毅理解他的动机，却警告他：“有些事情并不简单。”

这一警告意味深长，与贺子珍的贡献无关，而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个人请求可能被其他人解读为权力斗争的信号。赖少其出于情义，而他人则考虑权力关系。因此，他被反复要求写检讨，最终撰写了十几份，仍未得到处理，直到有内部人员为他说情后才得以解决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后来被举报，调查结果对她的历史产生了不利影响，夫妻俩陷入困境，难以解释。在这时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希望将赖少其调到安徽，认为他能胜任农村改革工作，战友们也劝他夫妇及时离开上海。尽管他们原本打算等问题得到澄清后再作打算，但无奈现实迫使他们最终决定前往安徽重新开始生活。

多年后，随着历史的改变，赖少其夫妇和贺子珍的名誉逐渐恢复。在那场风波中，赖少其并未做出惊天动地之举，仅仅是出于对老战友遭遇的关心写了一封信，但在特殊的年代，这封信的影响远超过他当初的想象。